股神配资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擘画金融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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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擘画金融强国建设

　　《求是》杂志编辑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正确把握金融本质”到擘画“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再到明确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一文，是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的节录。文章系统阐述了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以及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重点任务、底蕴支撑，对于全党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切实增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各项部署，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金融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金融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意义。

　　金融强，则国家强；国家兴，则金融盛。世界近现代史深刻昭示：大国兴盛无不伴随着金融的强大与成熟，两者相互塑造、彼此成就。17世纪的荷兰，凭借股份制与交易所的创新激活全球贸易，其信用仰赖强大的海军与商业网络；19世纪的英国，通过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构建金融体系，使伦敦成为全球枢纽，背后是雄厚的工业产能；20世纪中叶，美国依托美元及其发达市场确立金融霸权，根本在于领先的综合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正是对数百年来大国兴衰历史脉络的精准把握。今天，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特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纵深、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雄厚的人才储备，共同构筑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深厚根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就是要以高度的历史主动，将我们的综合国力优势熔铸为强大的金融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坚实基础。

　　金融作为“国之大者”，是关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基石。金融发展史一再揭示，现代金融具有天然的“双刃剑”属性，它既能倍增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跃升，也可能倍乘局部风险、酿成全局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最为深刻的镜鉴：这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由衍生工具与失控杠杆引爆的全球灾难，彻底暴露了金融风险无远弗届的传染性与破坏力，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建设金融强国，不仅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更是筑牢安全堤坝的战略需要。我们必须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确保金融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提供坚实可靠的“压舱石”。

　　金融作为“国之大者”，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国际竞争的命脉所系。金融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这其中，货币是国家信用的集中体现，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屹立世界的核心支柱与价值锚点；中央银行掌控货币“总闸门”，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中枢保障；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中心构成金融资源的载体与平台，其强大与否决定着体系的效率与活力；强大的金融监管与人才队伍，则为体系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与专业支撑。围绕这六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既提出了“有能力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法治健全”等根本要求，也擘画了“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等战略愿景。金融强国之“强”，根植于服务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能力，成就于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综合实力。二者内外贯通、相辅相成，最终统一于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深刻领会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丰富内涵，必然要求将其转化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扎实行动。当前，我国已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但总体上大而不强。所谓大而不强，核心是“量”的优势尚未系统性地转化为“质”的胜势与“制”的主动。对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建设目标，集中体现为三方面的落差：一是有“规模”而缺“效能”。我国金融资产规模全球领先，但在服务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有效防控风险上，其精准性、适配性与韧性仍显不足。二是有“网络”而缺“枢纽”。我国建成了发达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网络，但其配置全球资本、掌握关键定价的国际枢纽功能还显薄弱。三是有“实践”而缺“定义”。我国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的“中国实践”成果丰硕，但将其转化为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能力依然不强。破解这些深层矛盾，是迈向金融强国必须突破的核心瓶颈，也是衡量金融能否真正肩负起“国之大者”时代使命的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从在江西瑞金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新中国完成统一金融体系的奠基，从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抉择，到新时代驾驭复杂局面的实践，我国金融发展史深刻昭示：唯有立足国情、把握规律、走对道路，方能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成功引领并坚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其基本要义是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的“八个坚持”。

　　“十四五”期间，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沃土，持续激发中国经济活力。新华社发程硕/制图

　　“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管总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明确了金融工作的价值归宿；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揭示了金融的天职和本分；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的内在要求；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指明了动力源泉与路径遵循；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服务适配性与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驾驭复杂局面的根本法则；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了做好金融工作的策略方法。对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全面领会，同时又要把握重点、抓住关键。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八个坚持”中居于统领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这一特征和优势，集中体现在确保金融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避免了西方“金融寡头”绑架公共政策、加剧社会撕裂的困境。过去一个时期金融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金融领域不少单位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的政治建设薄弱、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紧。这些年来，我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要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做强金融核心功能的关键。西方金融模式以资本自我增殖为终极目的，易导致“脱实向虚”和系统性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漫长余波即是明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金融发展植根于壮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沃土之中。当前，资金空转套利的现象尚未根除，金融供给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适配性仍有待增强。为此，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发展直接融资等手段，确保金融资源流向国民经济最需要的领域。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日，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英国伦敦成功簿记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这是中国财政部在伦敦发行的首笔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4月3日上午，中国财政部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举行仪式，图为当日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方法论。新时代，从“沪港通”、“债券通”的稳健运行，到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稳步推进，我们在扩大金融开放中不断筑牢安全防线，实现了提升金融竞争力与维护金融安全的有机统一。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慧优配金融对外开放“既要防范开放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要深刻领会总书记这极具战略前瞻性的重要论断，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练好内功”，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建设金融强国，要落脚于坚实的体系支撑。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任务。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六大支柱”，共同构成了金融强国大厦的坚强支撑。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注重统筹协调，全面推进这六大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要充分考虑体系间的平衡与衔接，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金融调控体系的核心职责，是为经济金融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并对短期波动实施及时有效的适应性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进行有效调整，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党的十九大明确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补齐了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空白。双支柱的形成，标志着我国金融调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和联动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把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现阶段，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新形势，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要拓展覆盖范围，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聚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重点领域，识别和评估代表性风险和薄弱环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动力，但也容易成为风险的导火索。回望我国金融发展历程，无论是曾“盛极一时”的“影子银行”，还是一度甚嚣尘上的“金融例外论”，都深刻印证了这一点。可见，监管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对监管模式进行了适应性调整，这表明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监管模式，关键在精准平衡特定发展阶段的金融创新活力与潜在风险防控。对我国而言，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内在要求一个完备且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备”，就是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实现监管全覆盖、无例外；“有效”，就是要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扭转重发展、弱监管的惯性。近年来，从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到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一直在不断优化和完善。要全面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实现监管方式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核心在于有效链接金融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十四五”时期银行业保险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过20%，对重点领域的支持更为精准。但要看到，金融领域“供需错配”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一方面，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有效融资需求未被充分满足；另一方面，部分金融资源仍被低效占用或在自我循环。因此，破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产品与服务的专业化细分，提升融资可得性与供需的微观适配度。现阶段的重点，是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5篇大文章，构建适应多元需求的专业供给体系。科技金融重在风险识别与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支持，绿色金融重在标准统一与激励约束，普惠金融重在可得性与可持续，养老金融重在长期性与安全性，数字金融重在赋能与风控。以科技金融为例，科技创新周期长、投入高，专利等无形资产价值难以准确评估，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因此，要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等措施，有效破解传统融资模式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需求间的错配难题。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提升，也需要软实力的增强。优秀的金融文化能够塑造金融行业的价值取向，产生内在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并为法律和监管提供社会伦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课题，强调“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要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五要五不”，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彰显了现代金融的理念，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体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要立足金融业实际，注重落细落小落实，将“五要五不”要求作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推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真正成为金融系统的工作导向，成为金融从业人员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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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是金融得以立身的“生命线”。金融自诞生起便与信用唇齿相依，中华商道亦历来崇信重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内幕交易等乱象仍时有发生，这严重背离了“人无信不立”的诚信观，侵蚀着金融体系的信用根基与稳定基础。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旨在将诚信这一道德诉求具化为贯穿所有金融活动的行为边界，将重信守诺内化为金融机构与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使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与职业操守成为行业普遍自觉，摒弃欺诈与背信行为。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平衡金融双重属性的“定盘星”。资本逐利是天性，但守义是底线。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而中华文化的独特智慧在于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当前，一些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一切向“利”看，反映出正确义利观的缺位。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其核心是确立“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的优先序。这要求金融活动必须锚定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祉这一根本“大义”，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

　　审慎理念是抵御风险传染的“免疫系统”。金融自带风险基因，具备杠杆放大效应，急功近利是行业大忌。比如，曾经一个时期，一些金融机构为能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利润，竞相发展“影子银行”相关业务，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和暴露。这警示我们，缺乏审慎约束的所谓“创新”与“增长”终将反噬自身。因此，必须将稳健审慎内化为金融行业的自律自觉，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把握好稳与进、短期与长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追求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建设金融强国，其路漫漫亦灿灿。只要我们锚定目标、保持定力，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跨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金融支撑。